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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易博平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9-19 09:41:4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月15日,美国对华为禁令生效。这意味着台积电、高通、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等企业将不再向华为供应芯片和“含有美国技术的零部件”。面对产业链断供压力,华为该何去何从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余承东还表示,由于遭遇断供危机,华为的麒麟系列芯片在9月15日之后无法制造,即将上市的华为Mate40或将成为最后一代采用华为麒麟高端芯片的手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是加速完成供应链体系国内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替代,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以及必要的帮扶措施,完成对华为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互帮互助。同时,也推动国内信息技术、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研发创新和技术转型升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崔大使:我现在入睡前经常问自己,二三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判我们?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、是否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不遗余力?我经常拿这些问题问自己。展望未来,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、构建更加强劲双边关系的巨大机遇。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,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,努力拯救生命,保障民生和就业,恢复经济增长,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。其次,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、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。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,中美合作就大有可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鲍尔森:科技应该是美中之间最麻烦的领域。经贸关系本来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,但现实是安全竞争扩散到经贸领域,科技成为焦点。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还会走多远。这是最困难的问题。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,对于美方最具竞争力的能源、农业、金融等行业,中方是否会继续对美开放市场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,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问题,这并非新问题。很多人一直关心国家安全问题,这个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。回顾过去四五十年历史,中美双方在深化和拓展双边关系的同时都妥善处理了国家安全问题。我不认为中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因双边关系发展而受损。实际上,发展双边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。如果彼此交流越来越多,双方就能更好相互理解,知道对方是如何思考的、对方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方优势和弱项。这样你才知道同对方如何打交道、如何降低风险、如何促进互惠合作。这应是我们从过去四、五十年历史吸取的宝贵经验,为什么要改变它呢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我们相信华为在不断寻求5G时代其他突破口的同时,也将打造更加完善的生态体系。”李朕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鲍尔森:你说得太对了。目前,美中关系处于低点。在美国国会共和、民主两党提出的四百多项议案正在挑战中国,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得到两党一致支持。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,自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雄心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美中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。坦率地讲,我认为中方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变化。长期以来,我一直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,更快地适应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,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。我们还应共同应对挑战,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,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。我们双方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战略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歧,如台湾、香港、南海、科技等问题。我们过去已就此讨论很多,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,最好把时间用到展望未来上。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,中方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鲍尔森:你所谈让我回想起2006-2008年我任美国财长的那段时光,我们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,当时我们(在经济轨)集中讨论两个问题,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,希望人民币汇率未来不被低估且更能反映市场供求,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。当时中国产能过剩且储蓄多、消费少,消费仅占中国经济的10%。我们当时鼓励中方减少生产、刺激消费。时至今天,这两个问题都取得重要进展,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崔大使:对我而言,那是一段独特的经历。我至今对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和我的美国教授们心怀感激。在此之前,我已在联合国工作过几年时间。但这两段经历很不一样。作为学生,我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美国人民和社会,还有机会更系统地学习美国国情、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,我也学了一些经济学课程,这对我整个外交生涯都十分有益。当然,我后来也发现有些课堂上学的知识未必能用到社会实践中。